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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历时20年搜集15万红军名录 建最大红军碑林

时间:2016-11-10 12:42 文章来源:旺苍新闻网 点击次数:200

老人历时20年搜集15万红军名录 建最大红军碑林

  在四川巴中城南,有一座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,在近5000块花岗石碑上,铭刻着超过13.8万红军将士的名字与功勋。

  这座 “川陕苏区将帅碑林”的建成与现任碑林纪念馆名誉馆长张崇鱼密不可分。从1992年起,张崇鱼和同伴们遍访全国搜集红军名录并筹集捐款,用20多年时间,行程70逾万公里,搜集到约15万名红军名录,并在四川省和巴中市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,将碑林建成。

  有人将张崇鱼的寻访之旅,誉为“碑林长征”。而时至今日,80岁的张崇鱼仍在巴中周边搜集红军名录及事迹。近日,深读(微信ID:shenduzhongguo)记者入川探访老人张崇鱼,倾听他和红军碑林的故事。

  山顶碑林 镌刻13.8万红军姓名

  10月25日的巴中刚刚降过雨,位于城南南龛山顶的将帅碑林纪念馆内的银杏越发明净、灿黄。

  馆内矗立着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和红军纪念碑,并建有纪念像园。其中坐落着包含徐向前、陈昌浩、李先念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的大型立体石雕。

  以纪念像园为中心,向左右依山就势而建的,是三处全长约800米,宽6米的碑林长廊。作为碑林的主体工程,长廊顶部为金黄色琉璃瓦,其中近4000块纪念单碑上,刻着红军将士的姓名、头像、简历以及亲属或捐建者姓名。

  除个人单碑外,也有数百块刻有红军英名和烈士名录的石碑,与单碑一起,共同镌刻着逾13.8万红军将士姓名。

  66岁的吕欣驰和64岁的妹妹专程从沈阳和北京赶来,在他们的父亲、红四方面军少将吕黎平的石碑前献上一捧黄菊。尽管这块父亲的花岗石碑已在巴中矗立多年,这对姐妹还是首次前来祭奠。

  几年前,一位云南武警消防总队的将军在参观将帅碑林纪念馆时,发现纪念馆存在困难,于是根据相关名录,捐资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将士们立碑,名录中就有少将吕黎平。

  多年之后,吕欣驰的朋友偶然来此发现了这块石碑,作为女儿的吕欣驰这才知道,原来在距父亲祖籍江西兴国县千里之外的巴中市,这片父亲当年曾浴血奋战的地方,还立着一块父亲的碑刻。

  参观过将帅碑林之后,吕欣驰感慨地说:“很感动,做了这么多工作,真不容易。”

  吕欣驰所谓的“工作”,很大程度上,是指将帅碑林的倡建者张崇鱼走访全国,遍访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过程。

  见到张崇鱼时,80岁的他前天夜里刚从四川马尔康回到四川成都的家中。这趟原本与妻子、女儿的自驾游,又被他用来寻找老红军名录。

  据其女儿介绍,趁妻子、女儿休息的半天,他跑去马尔康的民政局和档案馆,又找到了800多名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名单。

  趁谈话中张崇鱼离身的间隙,张崇鱼的女儿张柳对记者说,能否帮忙劝劝老人,别再四处跑了,毕竟八旬高龄了。

  张崇鱼表示,除早年搜寻到的这13.8万红军名录外,近两年他又四处搜集到了2万多名红军信息名录,实际约有十五、六万人。目前,该数字仍在缓慢增长。

  为红军立碑 缘于青年时期埋下的种子

  张崇鱼对红军的情感,始于青年时期红军战士的感染。

  20岁那年,在巴中中学读高中的他听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报告。一位老红军在向全校师生讲述红军长征精神期间,撩起了衣服,露出了胸部、手臂和头部等多处伤疤和弹孔。情难自禁的老战士哭了,现场包括张崇鱼在内的一千多名师生也哭了。

  再一次为红军精神震撼时,张崇鱼已年近五旬。他在成都偶然见到了巴中籍的一位师长。对方在1947年的沙家店战役中,被打断了八根肋骨,并被评为战斗英雄。

  解放后,这位师长又去了新疆,在新疆建设兵团一干就是20多年。这位师长给张崇鱼讲述了许多红军故事,老战士百折不挠,勇往直前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张崇鱼。

  红军情节在张崇鱼青年和中年时期埋下了种子。

  1992年,正值红军入川60周年。时任四川省巴中县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张崇鱼,参加了相关纪念活动。

  1932年,以鄂豫皖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经陕南进入四川巴中通江两河口,并在巴中驻扎了很久。而川陕苏区,也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。

  红军入川60周年的纪念活动,激活了青年时期埋藏在张崇鱼心底的情感。身为巴中人的他开始思考,该用何种方式来缅怀和纪念红四方面军呢?

  他突然想到,在自己1985至1990年任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区区委书记时,凭借搜集的中外书法家两千多幅手迹,在巴中建成了中国书法第四大碑林的事。既然书法都能建成碑林,那么红军将士可否通过建设碑林来缅怀呢?

  张崇鱼说干就干。可当时既无人物资料,也无资金,除了想法,其余都是两眼一抹黑。

  说来也巧,张崇鱼偶然得到一本《红四方面军人物志》,其中介绍了两千多名老红军当时在地方和部队任职的信息。他如获至宝,于1992年8月,依据书中的线索,自费800多元,陆续发出3000多封敬告信。他在信中敬告广大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及家属,为缅怀红四方面军,决定在巴中为老战士树碑立传。

  发敬告信有两个目的,一是找人,二是筹集资金。

  由于当时大量红军老战士健在,不少人对立碑一事很感兴趣,便回信表示支持。

  由于信件的往来,张崇鱼联系上两个关键人物??原国防部长、上将张爱萍和上将尤太忠。其中,张爱萍给张崇鱼题写了“川陕苏区将帅碑林”几个大字。而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,则在病床上为张崇鱼写下了1300字支持建设将帅碑林的序言。

  巴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很支持张崇鱼建将帅碑林的倡议。1993年9月,四川省政府发出文件,表示同意在巴中建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。

  有了这份文件,张崇鱼如获至宝,他带着这份文件的复印件,和几份有关部门开出的介绍信,开始四处走访搜集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的信息。

  张崇鱼彼时已57岁,有人劝他:“一把年纪了,还搞个啥?”

  “我还要搞到80岁呢!”

  寻访之路“太委屈” 被当骗子审问

  “太困难了!”

  张崇鱼首先面对的是经费问题。由于没有专项资金,为红四方面军老红军立碑主要靠其本人或家属捐资:如果老战士想给自己立一块单碑,则需要自愿捐资三、五百或千元。无论将士还是军官,所立石碑均同等大小。

  也有少量非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战士听闻后,表达了立碑意向,张崇鱼也予以满足。

  先根据老红军提供的简历,张崇鱼等人再拟好碑文,待老红军或家人签字确认后,他们就为其刻碑立碑。

  单碑立好之后,再拍成照片寄给对方。如果对方不愿立成单碑,则将其姓名刻在合碑之上。

  也有一部分单碑是免费立的,主要针对于红军时期的重要人物、将军等。不少老红军将领后人听闻后赶来参观,还进行了补捐。期间,也有部分单位和个人,受感于张崇鱼等人的行为,出资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将士建碑。

  张崇鱼等人外出寻访的经费,主要源于红军将士的捐资。为节省开支,几次进京寻访时,他们都住在海军大院附近几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。

  清早六七点起来,吃点馍馍就出门了,直到夜里八九点才返回驻地。大部分时候,他们的午饭都在老红军家里解决。

  与张崇鱼外出寻访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张崇鱼的妻子王克珍,张崇鱼在外时常“一根红薯就解决问题”。

  1994年赴上海寻访,因为住不起正规宾馆,张崇鱼一行刚出火车站,就被人收走了证件,带至一家由两个彪形大汉把守的黑旅馆中。

  身处异地,势单力孤,一行四人只好在那个连上厕所都要过马路的旅馆中住了一宿。

  在沈阳寻访期间,张崇鱼生病输液。稍微好一点,他又立即出发寻找老红军。

  更大的困难来自信任。在那个电话尚未普及,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,想要自证身份也是一件难事。

  1996年寻访重庆时,张崇鱼等人在某军队干休所一下找到了五位红军出身的军级老干部,很快筹集了2900元钱用于立碑。

  可这笔钱在兜里还没揣热,干休所负责人当夜就找到张崇鱼一行,将他们带至干休所审问,并要求他们退还全部筹款。

  直到事后,他们收到张崇鱼垫资为老战士立碑后的照片,并派人调查了解后,才将钱寄了过来。

  在沈阳,一位将军的遗孀拿出500元给张崇鱼,让其为已故的丈夫立碑。这事被将军儿子得知后,当晚就带着一个彪形大汉,驾车赶到张崇鱼等人的住所,将其所持的证件、介绍信和500元钱悉数收走,并叫第二天去取。

  等张崇鱼次日前去时,却被对方关在屋里审问。尽管张崇鱼提供了电话供对方核实,但始终不被信任。

  对方要求张崇鱼,除退还其母亲捐款外,还要再给200元,作为前晚驾车前来的油费。最终,张崇鱼只好出了这笔钱,息事宁人。

 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太原。张崇鱼的寻访,受到一位巴中籍老红军的热情接待。不料儿媳妇回来后,不问青红皂白就报了警。

  民警赶来后,查看了他们的证件、介绍信和先前走访老红军的资料,才发觉这是一场误会。

  在长沙,张崇鱼的两位同伴在寻访中被送至有关部门审问。即便经过电话核实身份,对方仍不肯相信。直到这两位同伴,找到先前访问过的一位省军区副司令后,有关部门才放了人。

  “我们觉得太委屈了!”张崇鱼说,除了被视作骗子,也有人说他们外出是为了游山玩水,这反倒激起了他们的韧劲。

  “越是不相信我们,越要干下去,要不还以为我们真是骗子。”

  20年170多次寻访 行程70万公里

  一路寻访,收获更多的是感动。

  张崇鱼回忆,他在一次寻访中住在海军大院附近的地下室。某天半夜,海军原副司令杨国宇专程赶到地下室,送来1000元钱和一幅他绘制的长征主题的画。让张崇鱼等人颇为感动。

  同样的感动也发生在武汉。原武汉军区的一位政委让秘书找到张崇鱼一行,提出要为住在地下室的他们换房。张崇鱼等人考虑到已经住下,婉言谢绝。次日,该政委又设宴招待他们,并拿出2000元补助张崇鱼等人的生活。

  张崇鱼后来用这笔钱买了棵银杏树栽在碑林纪念馆,作为这位政委认捐的树木。十多年过去,如今这棵树已长得高大挺拔。

  一路寻访,亦有红军老战士令张崇鱼感动。

  面对前来寻访的工作人员,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巴中籍老红军,拿出了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纪念物??1945年的中共七大党代表证,捐献给碑林纪念馆。而这枚党代表证,事后也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  实际上,除寻访到的13.8万红军名录及相关事迹外,张崇鱼等人20多年的寻访中,还搜集了1.2万余件包含勋章、奖章等在内的纪念物。经有关专家多次鉴定,其中上等级的文物就有近200件。

  寻访之路,也感动着红军老战士。

  在甘肃景泰县,住着今年99岁的巴中籍老红军女战士刘汉润。当年她随西路军征战负伤,便留在了当地。由于当年随军离开巴中时还很年幼,既想不起老家具体在哪,也不知家中还有什么亲人,于是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  张崇鱼在寻访中得知这一消息后,专程赶去拜访。为其介绍家乡现况,并找到了她在巴中的亲人。

  2009年,在张崇鱼等人的帮助下,92岁的刘汉润得以回到巴中与亲人团聚,并在家乡暂住了半个月。

  寻访之路,也帮助很多老红军证实了他们的身份。一位家住成都的老战士,革命时期曾在四川广元给开国中将刘昌毅做过饭,但建国后因提供不了相关证明,其红军身份一直未被认可。

  当他得知张崇鱼与刘昌毅有联系时,便通过张给刘昌毅去信,并获对方回信证明,最终助其老红军身份被当地承认。

  凭借寻访所得的红军筹款、名录、事迹和纪念物,在四川省和巴中市两级政府和爱心企业的资助下,将帅碑林陆续于1995年开始修建。到2000年,将帅碑林主体完工,前期3000多块碑林齐刷刷屹立于巴中南郊南龛山顶的120亩土地上。随着寻访的不断进行,碑刻数量如今已增至近5000块。

  20多年来,张崇鱼等人170多次出访,拜访了6000多人次的红军将士及亲属。70多万公里的累计行程,让他们走遍了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单位。

  如今,80岁的张崇鱼早已从地方人大的领导岗位上退下,仍以将帅碑林纪念馆名誉馆长的身份,将寻访到的红军事迹整理成书。回想起耗尽半生心血所建的川陕红军将帅碑林,张崇鱼感慨:“走在红军曾走过的路上,我觉得我的路没有白走,话没有白说,回忆资料也没有白写。”

  有人将张崇鱼等人的寻访,喻为“碑林长征”。在红军后代吕欣驰看来:“这也是一种长征精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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